先父梁漱溟所写读书笔记一类文字，不时于标题之前冠以“勉仁斋读书录”数字。这样做，最早见于上世纪30年代初，至70年代已届暮年，也曾如此。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将他的读书笔记一类文字重新整理辑录成书问世，即沿用之以为书名。
“勉仁斋”三字首次出现在他所写《思亲记》一文：文末写有“记于勉仁斋”数
1921年，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问世，书末先父提出“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”的主张，想要聚合一些朋友，试作一种类似于宋明古代书院式讲学活动，而随后就有人响应。于是若干青年朋友自愿与先父聚拢于一处，开始了同处共学的生活。他们“自起居游息以迄工作读书常常都是在一起的。”
这种生活似最早起于1922年，当时先父尚任教于北大。他们同处共学之地为北平地安门内吉安所（街道名），赁屋若干间，历时约两年。此时已来北大任教的熊十力先生也参与其中。
1924年下半年，师友一度同往山东曹州（今菏泽）省六中高中部办学，1925年下半年又同返北平，赁屋于什刹海附近的东煤厂（街道名）；不久迁至西郊大有庄（颐和园外东北，今中央党校东），租了一个宅院，又过起这种同处共学的生活。这时参加的有北大在学学生或旁听生，有原山东省六中学生；籍贯有山东、山西、四川的，还有远道来自海南岛的。当时除熊十力先生，又多了一位德国人卫中先生。由此可见“勉仁斋”曾是有址可寻的，只是前后多变，而且由原指个人读书之处变为称谓师友同处共学之处了。
师友们过的“虽然是一种团体生活，但没有什么会章。大家只是以人生向上相策励，每日只是读书讲一讲学问。”他们这些人都是“很想求得自己的人生生活”，而“不愿模模糊糊地过下去的人。”他们“讲学问”，自是讲求那种“能了解自己，并对自己有办法的学问”，即讲求自身修养之学。此时以及日后，就有“勉仁斋诸友”一词不时出现在师友间的信函中。这样，“勉仁斋”三字又衍变为师友团体代名词了。
师友以讲求自身修养相互策励，先父梁漱溟更是以“自身生活上自勉于自觉、自主、自如”为其终生的追求。这一点，读书作为其生活内容的一部分，同样也有体现。在阅读本书时，读者不难发觉先父梁漱溟对他所阅读的内容，往往以“人生”这两字为切入视角，或加以评价，或发表议论，或作摘录等，以表述其心得体会。这或许是这本读书录与他人所著同类著作有所不同之处吧。
以本书中《读厨川白村〈东西之自然诗观〉》为例，他即指出厨川所说东西文艺观点之殊异，印证了在其所著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中所作的“判论”：中国人与西洋人之“分异点”，在于人生态度之根本相异。
又如一本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读物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，也引起他的注意。上世纪50年代出版不久他读了一回，留有深刻印象，时隔七八年又借来重读，并写出数千字的笔记。是什么引起他如此关注？主要是卓娅的为人不凡。例如，卓娅十二三岁即表现出“内心明觉之强，不容一毫欺瞒”。而先父一向认为“人类之可贵在其清明自觉”，因而极为赞赏卓娅，说她“时时有其明强之内心活动，虽不知学（践形尽性之学），而庶几亦有吾古人所云自强不息之意。”
还有一本他一读（1963年）再读（1973年）的书――《河上肇自传》。此书传主自述其人生的内心体验极为深刻，显然深深触动了他。又因为彼此的某些人生体悟有相似或相近之处，遂引起他的强烈共鸣，因而赞誉河上肇为“人生实践上追求真理的勇士”，写出的读书笔记竟有七八千字之多。他十分注意河上肇不同于一般人那样，“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，而独能在没有外来打击，生活平顺中，自己触发了人生疑问，失去了人生兴味，陷入苦闷深渊，然后获得了宗教经验”。由此联系到自己，他说：“此其事例上有类于释迦牟尼感触人生问题而弃家出走，下则如我愚劣，亦曾于人生烦闷中早年思求出家，皆有若同符。”
《甘地自传》他早年读过，晚年又重读，并找了几本论及甘地的著作来阅读，做出笔记与摘录多篇，共约有两万字。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，他最为关注的乃在甘地的为人和他的人生体验。他指出甘地的生活“盖本乎其内心真切的自觉的良知而动作着。”对于甘地所领导的“不抵抗运动”，他也从这一点去认识和理解：“一任天理流行的人无所贪慕依恋，无所贪慕依恋而后能无所恐怖惧畏。甘地胸中正有中国古人所谓‘无以尚之’的东西在，他当然不会屈服于任何势力之前，同时他更不会以威武屈人，非暴力的根本在此。”
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早在1919年即与先父相识，相交数十年，是“踪迹至密”的朋友。先父将熊老所有重要著作读过之后，肯定熊先生之所见“固有其真价值不容抹杀”，写出《熊著选粹》一长文。同时又写有《读熊著各书书后》，批评了熊老，说了他老来竟“悔而不改”一类分量很重的话。先父不敢苟同于熊先生之处不少，例如指出熊老将儒家孔门之学“随俗漫然亦以哲学称之”，这便“模糊了儒家特征”。应知实际上“儒家身心性命之学不等同于今之所谓哲学”。它是“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”，“此学贵在力行，而不尚思辨；思辨乃为力行而用，舍力行而用思辨，曾未之前闻”，而熊先生恰是“舍力行而用思辨”，这是他所绝不敢苟同的。
除上述几篇，从本书诸多读书笔记中，也可以见出作者是就人生问题上作一种思考或发挥。如果只作摘录或摘句，其所摘内容也往往是促人省悟或勉人向上奋进的。总之，或直接，或间接，多有关身心修养之事。读者读过之后，是不难理会的。
先父一生读书甚多，写有读书笔记者只限于一小部分。早年的多已无存，存有的多是上世纪50年代初以后所写。但“文革”中遭抄家，笔记随文稿与书籍全被收缴一空，今得收入本书者仅限于幸得发还的那些。这损失只能令人叹息。
关于佛家的书，仅就他晚年而言，所读者为数相当之多，但少见有读书笔记，而多是一些摘句。因此收入本书中有关佛学的也就多限于此了。这或许是由于他一向认为的，佛学“贵在践履实修”，而不在于思辨言说。
读书录自然是一个人读书生活的反映，可由于种种原因，能留存并收入者相当有限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，因而仅能反映其读书生活之一斑而已。然而从中仍然可有助于增加对他的了解。
末后须说明，应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“百家丛书”的要求，1988年曾将读书笔记14篇交该社，以《勉仁斋读书录》为书名出过一个小册子（36开）。1993年又曾将读书笔记36篇收入《梁漱溟全集》第七卷，也以“勉仁斋读书录”为总题。如今收入本书的有61篇，内容增加不少，同时为便于读者查阅，编排上也作了改进。
现借先父梁漱溟《勉仁斋读书录》增补修订后，并冠以“人生至理的追寻”为主标题，开始问世之时，特写出以上介绍供读者参考。
(《人生至理的追寻》，梁漱溟著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1月版，35.00元）
（本文编辑：李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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